- 干部培训中心
重庆干部培训高校基地
- 023-6276-2687
136-5761-5475
当代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提升至空前水平，催生了对国际政治版图、科技革命速度以及全球生态与健康危机的重新认识。这种转变对现行的国际秩序与传统观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孤立存在，相反，它们已经编织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需要的远不止经济合作，更为紧迫的是发掘和确立更深层的共同价值和目标。正因如此，马克思共同体的思想仍显示出其不减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两种共同体的批判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他尤其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联合体在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目标中的作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深入探讨了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通过对自然共同体和虚幻共同体的批判，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概念，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将“分工”视为分析共同体结构的关键，这不仅揭示了共同体内部结构和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也凸显了社会劳动分工对共同体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所谓“自然共同体”，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自然而然的联合，出现在原始社会。初期表现为基本的家庭单位，进而发展为部落，或是通过婚姻联系相互联结的部落，或是部落之间的联盟。在这一共同体中，分工是自然的分工，例如性别间的分工。在生产力较低的背景之下，个人面对严峻自然环境的挑战显得力不从心，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成员间形成了深刻的共生关系。他们通过集体的力量和协作行动来补偿个体防御能力的不足，以确保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在如此环境中，人们虽相互依赖但缺乏对个体独立性和价值的认可，个人并不具备独立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个体特征和自由意志会被共同体掩盖，人们的生活和发展紧密依赖于共同体及其成员，个人的活动也一定是依赖共同体的。
自然共同体在维持早期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其内在的局限性也为社会发展设定了边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需求的多样化，自然共同体的结构和功能逐渐显示出不适应，社会开始向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转变。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共同体开始从自然分工形成的“人的依赖关系”转变成强制性分工的“物的依赖关系”。这是马克思深入批判的一种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即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里，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广泛交汇使得每个成员都成为其中动态变化的一部分。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逐步取代了人们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削弱了那些通过传统社交活动形成的社会纽带。然而，马克思指出，虚幻共同体背后隐藏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规模的扩大，分工下的个人必须精通其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但这种单调的劳动模式使工人变成了生产过程中的“器官”。长期单一的劳动使人们机械化，专业和技能虽有提高，但伴随着职业技能的单一化和思维的僵化。在大生产的基础上，劳动者被固定在生产流程的某个环节，与机器并肩工作，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将他们塑造成简单劳动的“器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感叹，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工人的发展为代价实现的，劳动活动成为工人自我发展的枷锁。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工人的发展呈现畸形，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枷锁下没有自由，只能选择持续不断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即使是资本家也被迫投身于连绵不断的生产活动中以避免破产。在这一进程中，共同体的深层人际联系被浅化和疏远，个体逐渐被工具化，并且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也在加剧。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内涵
基于对这两种共同体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描绘成：“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理想的共同体被构想为自由个体的联合体，这种联合并非是对个体发展的限制，而是作为实现个人成长和自由的先决条件。
在真正的共同体里，人们通过扬弃强制性分工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在这种共同体中，一方面，自然共同体的自发分工形式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虚幻共同体中由分工带来的高生产力同样被保留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了新的论述，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不再被固定于单一的劳动或职业，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社会生产在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下变得可控，个人的劳动选择基于个人兴趣而非外部强迫，实现了多样化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一理想的描绘，反映了对传统分工导致的社会阶级固化的突破。人不再被强制地局限于某一分工之中，简而言之，异化的劳动已被克服，劳动者的劳动以自己为起点，也以自己为目的。人不是劳动的工具，而是劳动的目的。
强制性分工被消灭之后，个体进入了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也将告别过去的割裂状态。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体的全面发展是相互条件和相互成果。马克思强调，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工作成为了自我实现的手段，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个体提供了空间去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多方面能力，这种自由发展的前提是社会提供相应的条件，包括教育、健康、休闲和文化活动等。个体的发展与共同体的发展是同步的，每个人的发展都被视为共同体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型，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统一的。
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共产主义联合体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理想，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层面。在这个联合体内，生产资料的共有化和生产目标的社会化，使得生产不再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私人利益，而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这种转变为消除贫困、不平等和剥削提供了可能，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如何实现马克思所理想化的“真正共同体”，及其内在的分工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阶级意识的转变、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张。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条件仍然显得尤为重要。普遍的交往，得益于全球网络的互联互通，且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生产力的发展，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推动下，正不断突破旧有界限;阶级意识的转变，正在被一种新兴的全球共同体意识所替代——一种基于共享价值和集体责任的意识。这些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加深，也为构建马克思所期望的、以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为核心的社会奠定了基础。随着全球各地区间相互依赖性的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发显现其时代价值，它不仅回应了马克思关于公正分工的论断，同时也呼应了现代社会对于和谐、包容、共生的普遍追求。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马克思对虚幻共同体的深刻批判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当代全球治理、国际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议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特别是其对不合理分工机制的批判，为理解并应对经济全球化中日益显现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在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的情境下，共同体思想呼唤一种超越国界、种族、文化差异的全球性共生共存理念。这种全球性共生共存理念不仅强调集体的生存和发展，更强调各个个体自由与发展的重要性——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超出了单一逻辑的解释范畴，因为它是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单一层面或要素的变化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但不一定会导致全面的结构性变革。以美国政府的某些极端政策为例，它们虽引起广泛关注，但多重缓解因素可能使其后果不至于如预期般严重。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面临多重挑战，尤其在推动国际合作时，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冲突频发，而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加剧了挑战的复杂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公平的贸易模式需重新审视，以促进更加公正的经济秩序。同时，全球政治的错综复杂为实践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带来额外的难题，权力游戏和地缘政治的冲突需要通过强化国际合作与理解来克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尤其是数字化和网络化对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带来了诸如价值观淡薄、社会紧张加剧等新风险。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全球冲击进一步提醒我们，对科技进步及其潜在影响的关注至关重要。
历史的逻辑告诫我们，逆全球化是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背离的。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我们应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坚定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过程远远超越了基于共同利益和责任的表层理解，它反对自然宿命论的狭隘看法，而是强调在一个开放且多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寻求超越经济利益的更高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全球范围内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世界的现代阐释和拓展，不仅提升了我们对全球性问题的理解，而且增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它强调了在经济全球化和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如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共同价值的实现需要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协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观点，这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理念的深化，也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这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公平、正义和共享价值的深化，也是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应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具体实例。
新闻资讯
开班动态
方案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