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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创新驱动发展既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也是参与全球技术竞争的战略支点，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才能在全球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劲动力。
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技术竞争和制度变迁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全球经贸体系发生结构性演变。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不断升级，全球产业链亦加速呈现“近岸化”“友岸化”重构特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冲击，继续强调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与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加快恢复和国际分工体系重构的引擎。作为服务贸易的高附加值组成部分和技术要素市场化的直接表征，知识产权使用费既反映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市场化水平，也体现出一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技术比较优势与议价能力。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亦强调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因此，在当下深入探究这一议题，对于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提升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我国实践必要性
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在重塑，创新要素的全球流动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传统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单向技术扩散模式正在被多极化创新网络替代，新兴经济体在部分领域实现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的转变，创新范式的代际更迭正在加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集群突破，推动全球创新从线性演进向非线性跃迁转变，创新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构，技术标准制定权、数据资源控制权、知识产权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创新规则的博弈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的战略位置日益突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深刻揭示了创新驱动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意义。从经济学理论演进过程来看，发展内涵已从亚当·斯密时代的“财富积累”拓展至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自由发展”多维框架，而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跃升的核心动力。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和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都印证了一个基本规律：当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门槛后，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突破“增长的极限”。
我国正处于发展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亟须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创新驱动实现发展动能转换，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创新活动呈现稳定发展态势。2024年度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总量达到27.39万件，较2023年增长0.5%。从国别分布来看，我国2024年PCT专利申请量达70160件，同比增长0.9%，占全球总量的25.6%，仍是申请量最大的来源国。美国以54087件的申请量位列第二。我国PCT申请量的持续增长反映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成效。同时要看到，我们当前仍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不深等发展挑战。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创新竞争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标准—专利网络—许可体系”三位一体的机制构建起创新壁垒。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与国际要素报酬获取能力偏低并存，创新成果转化效能不足，制约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提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本质上是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在技术层面突破“引进—模仿—落后”的路径，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在产业层面推动产业升级从低端嵌入转向高端引领，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在制度创新层面构建“创新激励—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制度体系，实现从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化，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最终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高地”的历史性跨越。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创新驱动发展既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也是参与全球技术竞争的战略支点，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才能在全球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劲动力。
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知识产权贸易失衡与要素报酬分配困境
在全球知识经济范式下，技术要素市场通过价格发现机制实现创新租金的全球化配置。其运行效率取决于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竞争的技术交易平台、有效的供需匹配机制。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创新驱动阶段积累的技术垄断优势，能够通过专利许可、技术标准等手段形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收益”的正反馈循环。如日本汽车制造企业通过向东南亚地区的合资企业转移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及节能汽车专利，不仅扩大了国际市场占有率，还从技术转让中获得了可观的要素收入。发展中国家多处于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阶段，面临技术引进成本与自主创新收益的剪刀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分析，对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技术创新收益与要素报酬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要素报酬收入随着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而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低技术创新收益与低要素报酬收入，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高技术创新收益与高要素报酬收入。我国在技术市场竞争力和要素报酬收入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虽然近年来我国研发资金和人员的投入在持续增长，但仍面临知识产权贸易失衡与要素报酬分配困境。我国在现阶段仍处于创新发展的初期。
(二)研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人才竞争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在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下，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地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高技能人才的储备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其技术创新能力。此外，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基石，也是国家(地区)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研发人员密度的提升对国家(地区)获取海外要素收入(如专利使用费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发人才密度的提高通常反映了国家(地区)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技术优势的积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研发人才高密度国家(地区)更有可能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例如，欧盟在环保技术标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在信息技术标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技术标准的制定权意味着该国(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从而能够通过专利授权、技术许可等方式从其他国家(地区)企业获取持续的要素收入。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若希望进入相关市场，则必须遵循这些标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技术领先国家(地区)的收益能力。此外，研发人才高密度国家(地区)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研发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竞争能够加速知识的传播与创新成果的转化。这些知识不仅能够提升本国(地区)企业的竞争力，还可能通过对外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外溢至其他国家(地区)。研发人才密度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而创新能够显著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附加值。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知识溢出效应相对有限。但随着研发人才密度的提高，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密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分析，以我国为例，1997年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约为477人，而同期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在2000—6000人。至202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至1602人，增幅达235.85%，超过了印度、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在研发人才储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我国仍需进一步扩大高质量研发人才规模，优化人才结构，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提升全球竞争力。
(三)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不足
研发投入强度(即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核心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前沿突破及国际竞争力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发达经济体普遍维持着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水平，并建立了系统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这种体系通常包含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税收抵免政策、直接科研补贴以及公私合作研发计划等制度安排。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研发强度长期维持在3%—4%的高位区间，并形成“政策激励—市场驱动”双轮协同的制度框架。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持续的研发投入推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创新产品的全球销售，使该公司获得了高额利润。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不仅提升了企业利润，也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美国研发投入强度为3.47%，德国为3.13%，日本为3.27%。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表现出更快的增长态势。据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2022年4月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近20年韩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从2.27%增加至4.81%，这种超常规的研发投入增长与其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型密切相关。
发展中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普遍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制度短板，主要表现在科研项目管理效率低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等方面。尽管部分新兴经济体已开始加大创新投入，但无论在相对规模(占GDP比重)还是绝对规模上都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显著差距。
相关政策建议
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要素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的政策动能。然而，我国在发展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亟须构建更具韧性的创新生态体系，全面增强要素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一是构建知识产权强保护与高效转化双轮驱动机制。加快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侵权界定标准，提高侵权赔偿额度，优化执法流程。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严保护、快授权、强转化”体系，压缩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试点建立专利审查绿色通道制度，优先处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申请。针对跨境侵权难题，整合执法资源，成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总队，部署人工智能(AI)侵权监测系统，实现重点领域侵权线索24小时响应处置。在促进知识产权价值转化方面，可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国际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中心，开展专利证券化试点，培育千亿级专利运营平台，推动我国从“专利大国”转向“专利强国”。实施“专利出海”行动计划，促进知识产权的跨境流动与合理配置，强化我国技术标准的国际渗透力。
二是加大研发人力资本培育与引进力度，实施人才金字塔培育计划。人才是创新生态的核心要素。基础教育阶段须在“双减”政策框架下实施“科学教育加法”，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科创课程占比，如编程教育、人工智能启蒙、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等，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与探索精神。高等教育领域要继续深化“双一流”建设，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国家级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培养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前沿领域人才。针对高端人才竞争，设立多元化的科研奖励机制，完善人才晋升机制，鼓励持续创新，进一步完善海外高端人才签证、居留等政策，试点“科研护照”制度，为外籍顶尖人才提供出入境、财税、社保等“一卡通”便利服务。完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才协作机制，在西部省份建设国家级人才飞地，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三是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机制。资金供给体系须突破传统模式，提高政府财政对研发的支出比例，设立专项研发基金，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提供超长期研发贷款，破解科技创新项目融资期限错配难题。对研发投入强度连续三年维持在高强度水平的上市公司，开通再融资绿色通道。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建立“负面清单+里程碑”管理模式，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推行“研发审计师”制度，对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全生命周期绩效跟踪，确保资金精准投向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等关键领域。壮大耐心资本，完善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对投资早期项目的风投机构给予风险补偿，并试点科技成果转化保险产品，分散创新风险。
四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与协同发展，打造双轮驱动产业创新矩阵。优化布局新兴产业，在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建设国家级“创新特区”，赋予土地、税收、监管等特殊政策，推动原创技术突破。传统产业升级方面，开展“数智焕新”专项行动，对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建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推动企业智能化诊断改造。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组建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聚焦关键技术“卡脖子”领域，开展联合攻关，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体系。
(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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