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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既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包括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但前者尤甚)。这种情况已经在学界引起一定关注，并且有过一些讨论。
人文性·重复性·创新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学科属性来说，与政治学的其他专业领域相比，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多属于人文学科，并不以知识生产为直接目的;同时通常属于史学范畴，关注点并不是现实问题，而是通过对文本及其语境的历史研究，获得对当下的启示。从研究对象来说，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通常以伟大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所谓伟大思想家和经典文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意味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是大致相同、高度重叠的。从研究方法来说，政治思想史研究通常以思辨方法为主，以文本为中心，侧重于概念分析、逻辑推导、理论论证，很少使用定量方法。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人文性特点，意味着政治思想史的学习与研究具有很强的重复性。在政治思想史的研习中，我们必须经历一定的重复，阅读同样的文本、思考同样的问题，形成大体类似的判断、看法与见解。这种重复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它与人类个体成长的自然特性是一致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开始成长，我们思维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形成也要经历类似的过程，通过学习、模仿来慢慢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过程是奠基性的，不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被缩减，更不会被取消。在学术训练和学术研究中，在我们获取专业素养、掌握专业技能的过程中，相关学科与主题之思想史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在我们从事研究的初始阶段乃至很长一个时期里，思想史的研读也是我们灵感的重要来源。这种学习与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只能以重复的方式进行，不断地从头开始阅读、消化原典文本，无法速成与替代。
由人文性和重复性带来的一大难题便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在特定议题上有所推进和突破，必须付出超常的艰辛与努力，必须不断地清理二手文献，超越很多前辈和先行者。尤其是在信息化、智能化以及国际化时代，古典语言与图书资料等技术性条件已经不是限制，对创新的要求也变得更高。
但是，重复性与创新性不足并不能削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功能。对于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知识体系、课程体系而言，政治思想史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对于研习者而言，政治思想史至少有两大功能。一是思维的操练。政治思想史并不会针对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给出明确的方案和现成的解决办法，却能够帮助研习者形成默会知识和拓展能力。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伟大的思想家一起思考问题，与古人展开超越时空的持久对话。二是经验的补足。政治学是研究人与事的，而每个个体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体验都是极其有限的。政治思想史的特殊性在于，在抽象思辨与理论论证外包含着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政治人物的记述与分析，研习者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对于政治生活中人情与事理的体认，从而弥补个体在政治经验方面的不足。
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出路
面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人文性带来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和化解，特别是在文科遭受质疑和拷问的时代，如何寻求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出路?
当前严重困扰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一个创新已然成为口号的时代，研究者需要不断地申明和证明自身的价值，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特点使得要取得一丁点的进展和突破都异常困难。二是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在学术训练方面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要求具备一定的政治史、哲学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文学史、艺术史知识与素养，能够娴熟地阅读、使用(多种)外文文献;要求具备很强的综合能力与表达能力，能够对各种信息进行融会贯通。更残酷的现实是，这种跨学科特征也让学术发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极为不利。
针对这些困境，一方面，在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中，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受到重视，否则政治学的“空心化”将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更需要加强反思与反省，在研究中努力增强问题意识，扩展研究对象与议题，拓展研究方法与进路。
一是要增强问题意识。如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已经不能再延续“思想家生平+时代背景+思想来源+观点述评”的传统套路，也不能以对经典文本的注疏和讲解来代替研究;而是要结合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来展开通贯性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对特定议题的研究来体现政治思想史的价值。当然，这一点主要是就研究成果的呈现而言的，在政治思想史的初阶研习以及通识性课程中，还是要从基础入门，经典文本的细读还是“童子功”。
二是要避免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在学术分工更为精细化的今天，政治思想史研究变得非常专深，但也开始出现“碎片化”。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盯着自己所专注的“一亩三分地”，而要秉持一种“政治文明史观”，坚持从中外比较、文明互鉴的宽宏视野来开展研究。当然，远大的关怀与观照并不妨碍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选择“小切口”来作为抓手。
三是要扩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要想实现以上两点，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在伟大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之外，不断地扩展研究对象与议题，更加关注那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和通贯性学术话题在政治思想史中的源起与流变，更加关注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相对被忽略的建筑、图像、仪式等非文字载体与动机、情感、习惯等非理性因素。
四是要提高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识，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研究对象与议题的扩展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与进路的拓展和综合，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政治史之间的贯通，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制度史、文化史之间的融合，并且有必要补充和推进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法学进路、宗教进路以及分析哲学进路。此外，近些年来，概念史的方法、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在政治学内外的多个研究领域引发讨论。而概念研究、政治文化研究事实上一直都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在这些方面应该更有作为。
只有这样，政治思想史研究才能打通理论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藩篱和壁垒，避免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的困局，重新激活历史上伟大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的内在潜力，在今人与古人之间形成对话，并为我们当前的政治思考、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灵感与借鉴。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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