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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练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不仅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也为铸就文化自信提供重要文化资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特点和层次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了“精神标识”的概念，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强调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此后，总书记多次对这一问题展开重要论述。
综合来看，中华文明标识就是指能够象征中华文明的标识，即能突出地体现和反映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性思想成果、精神标识、制度精髓、文化遗产等。
这种标识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能够鲜明集中地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例如，“汉字”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泰山”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理念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等。第二是能够突出反映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彰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典型特征。例如，“中国式现代化”“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党的创新理论所提出来的重要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第三是能凸显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发展的伟大文明，各少数民族创造的辉煌文明成果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例如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壮丽史诗，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等历史人物，和汉族创造的各种文明标识共同汇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就是这些具体的标识按照一定的秩序或类别组合起来的。大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去认识和建构。
从文化形态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种标识构成一个完整体系。从表现形式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分为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内部还可以分为多重维度，如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象征符号、文化地标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这些划分方法并不意味着某一文明标识只能放置于某一类别中。事实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标识，往往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不同文化形态的融会贯通，体现多种文明特性，从而构成一个全面的、立体的、发展的体系。例如，反映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平性的“天下一家”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富有独特的东方和平主义气息，一方面又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最终孕育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华文明标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华文明智慧。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要防范的风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助于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从而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助于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特性，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与此同时，通过构建文明标识体系，还有利于全人类认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从而认识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泛化、窄化、庸俗化、污名化等风险。
一是谨防泛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避免个别人或个别单位随意提炼总结，导致文明标识过多过滥，还要警惕有人鱼目混珠，打着文化传承的旗号，将一些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糟粕装扮成中华文明标识。
二是谨防窄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避免有人搞文化狭隘主义，淡化乃至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文明标识，或掉进“文明优越论”的陷阱。
三是谨防庸俗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避免有人为了发展文化产业而庸俗化、娱乐化某些中华文明标识，使其失去应有的庄严性。
四是谨防污名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反对文化虚无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境外敌对势力恶意解读中华文明标识，如刻意制造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立，将“黄河”“黄土地”等文明标识解读为落后保守、不思进取的象征，将“兵马俑”“长城”等文明标识解读为封建专制、闭关自守的符号等等，解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实现路径
要防范化解风险，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要认识到这是一项跨领域、跨学科、跨层次的系统工程，不是文物考古部门等一家的事，必须有针对性地深入研究，加强统筹谋划，整体部署推进，探索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一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丰富完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二是加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推动理论界、学术界加强对中华文明标识标准的研究，组织力量对中华文明标识进行成体系的梳理、凝练和诠释，推动科研院所、高校等探索建设交叉学科“中华文明标识学”。
三是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定相关传承发展保护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管理职责。建设“中华文明标识博物馆”，在有条件的博物馆开设相关展陈，并通过联合办展、巡回展览、流动展览、网上展示以及丰富相关博物馆教育课程等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推动围绕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开展文艺创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推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构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要深刻认识到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各种文明标识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港澳台地区的中华文明标识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强宣传阐释，推动港澳台同胞对中华文明的深切认同。
五是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重要抓手，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重要抓手，将其融入对外文化交流，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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