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辨：从“汉学”到“中国学”

点击数：949　时间：2025-08-08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术概念都是历史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当将其放到具体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给予理性的认知，不应似是而非、随意附会。正如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原名》中所言，“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　　从表面上看，“汉学”“中国学”之辨是学术和学科定义问题，学术界已争论多年，在存疑的同时，所采取的表述方式一般是将两者并列，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确定其顺序，并

　　近年来，有关“汉学”与“中国学”的话题格外引人注目，已成热门。那么，冷静下来思考，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一对概念呢?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笔者仅从学术史角度谈些看法。

　　定义之思：无论如何定义，两者都是一个整体，但又有明显的区别

　　任何一个学术概念都是历史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当将其放到具体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给予理性的认知，不应似是而非、随意附会。正如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原名》中所言，“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

　　从表面上看，“汉学”“中国学”之辨是学术和学科定义问题，学术界已争论多年，在存疑的同时，所采取的表述方式一般是将两者并列，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确定其顺序，并以括号标示，通常是“汉学(中国学)”。2024年10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办方在揭示会议主题时，首次使用了“中国学(汉学)”，即新时代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这不单是一个定义的表述，而是关系到学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方向性问题，需要通过学术史研究来加以证明。

　　早在30年前，笔者在撰写《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一书时，就明确给传统“汉学”(Sinology)下了一个定义。“汉学(Sinology)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如果“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着眼，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属于人文学科范畴，而美国的早期汉学研究已经开始超出人文学科范畴，带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专门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汉学”向“中国学”的学术演变过程。笔者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无论如何定义，两者都是一个整体，但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在内容上的不同，而不能仅仅理解为时间/时代上的差别，因为“内涵”已经完全改变了。

　　一定要从动态角度分析学科的变化，特别重视在美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意义，导致“汉学”(Sinology)发生质变的，主要是美国学者的作用。“剖析这个典型，实际上也就等于掌握了了解国外中国学的钥匙”。我们要关注“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介入(如果没有它，哪有所谓“区域国别学”?)，学术资助的激增，学者们对欧洲“汉学”的深刻反思，在研究中“双跨”(跨学科、跨文化)格局的形成，华裔学者(中国留美学生为主)的加入，等等。正是这些变化，使“中国学”独立于“汉学”，走向社会科学化，走向世界，它将成为“世界中国学”。这既是愿景，又已成为当今学界的实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保持学术上的清醒和严谨，要认真做好学术史研究，遵循学术史发展规律。

　　向DeepSeek发问之后：人工智能无法真正取代研究者对学术发展规律的认知

　　当下，有关“汉学”“中国学”的话题虽已成“热门”，但误区同样存在，需要时刻警惕。就此，笔者选择向DeepSeek发问，让它来解答如何认识“汉学”，何为“中国学”。然而它的回答是颇让人失望的。它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又将“汉学”分为“广义汉学”和“狭义汉学”，但就是未能指出“汉学”自身的变化，只是用时代来区别“汉学”和“中国学”，分别代表着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这说明，人工智能技术虽先进，但也无法真正取代研究者对学术发展规律的认知。我们的思辨显得更为重要，但思辨的方向不能有错。

　　那么，真正思辨的方向在哪里呢?这就是“探究学术内涵的变化”。学术史所记录和分析的正是这种变化，笔者提问的动机固然有猎奇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想检验一下人工智能能否触及人类思考的关键环节，识别事物的变化。

　　笔者从对美国学者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从“汉学”到“中国学”的变化规律，每一时代不断改变的“中国观”对中国研究的深刻影响，以及由于学术群体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特殊影响(尤其是中国留美学生为代表的华裔学者的加入)。应当看到：相比之下，20世纪正是各种变化最为显著的时代。因此，它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所在。2023年秋天，笔者顺利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美国中国学百年流变及其影响(1900—2000)”。笔者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专门讨论了“汉学”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汉学”(Sinology)缺少现代性、科学性，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它终将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所取代。在这些学者中，笔者特别关注的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1920—1969)教授，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创性，证明了美国中国研究所经历的转型，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研究特点而言，他的研究既不同于“汉学”，又不同于“区域研究”，也不同于“中国特殊论”。不过令人十分伤感的是，列文森教授英年早逝，未能延续他的探索，真正实现从世界看中国，写出一部世界思想史(中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界定“中国学”：代表着“汉学”的革新，是“汉学”的新发展、新生机

　　面对“汉学”已发生重大改变的现实存在的事实，我们应当如何认知国外中国研究，给“中国学”以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核心问题是对Chinese Studies的认知。如果说传统“汉学”缺少现代性、科学性，缺乏整合学科的综合能力;那么，China Studies本身缺少必要的文化内涵，它源自一般的情报分析，只是一种可能导向区域研究的研究取向。但是我们都可以在Sinology和China Studies中看到Chinese Studies的影子，因为它代表着中华文化，标志中华文化价值的永恒性，体现了历史与价值的统一，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做出这样的界定：“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脱胎于“汉学”(Sinology)，它们都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但是，随着中华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学术发生联系，在“文明互鉴”中新的学术形态开始形成，从而导致了“汉学”的蜕变，使中国学得以确立。以“地区研究”为媒介，它逐步与近代社会科学结为一体，促成了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

　　很明显，这样的“中国学”就代表着“汉学”的革新，是“汉学”的新发展、新生机。如果真有人们所期盼的“新汉学”的话，那就是“中国学”。30年前，笔者在著作中将“中国学”誉为当代美国的“显学”，今天看来并不为过，只是在当时还不能被完全理解。今天，通过深入的学术史研究、细致的个案分析，我们已经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学”之“显”的生命力。这倒是也对“中国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更敏锐的思辨，要超越身份认同、民族情感，要培育学术理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