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社会结构深度调整,文化形态深刻变迁。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挑战与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面对此种困境,唯有主动打破学科藩篱、深耕学科交叉、勇于融合出新,才能为哲学社会科学注入源头活水,激活其解释时代、引领现实的巨大潜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上承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回答时代之问的战略使命,下通应对数字治理、生态危机等现实问题的治理实践,内蕴培育兼具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根本目标,外显为产出原创理论、塑造学术范式、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创新效能,正深刻重塑哲学社会科学回应现实、贡献智慧的整体格局,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学术力量与文明担当。
一、深耕学科交叉是哲学社会科学回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突破单一学科局限以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现实世界的重大挑战,从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多重维度交织的复合体,呼唤着研究视角与方法的系统性整合。单一学科的理论透镜,往往只能照亮问题的某一侧面,甚至因视角固化而产生认知偏差,无法提供整体性、根治性的解决方案。例如,碳中和、文明互鉴、人工智能等议题,均需融合经济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环境科学、数据科学的智慧,进行协同诊断与综合治理。由此,主动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概念互通与方法互鉴,是哲学社会科学增强现实解释力、对策有效性的根本前提,也是其保持生机活力、避免内卷化的关键所在。
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向协同创新转型的大势。当代知识生产已超越个人灵感与单一学科线性积累的传统模式,日益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协同创新的范式。哲学社会科学若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不仅会错失创新机遇,更可能面临知识话语权的边缘化风险。交叉融合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展开深度对话,将人文关怀、价值反思嵌入技术创新过程,同时汲取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模拟仿真等新方法,从而丰富自身的工具箱,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这种协同,不仅是方法的借用,更是思维方式的碰撞与重构,能够孕育出超越传统视野的新知识增长点。
肩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长期影响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项深刻的知识革命与文明建构工程,其复杂性与原创性远超单一学科的能力范畴,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大地,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融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益资源,并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进程中,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一宏伟任务,必然要求文史哲、经管法、政社教等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深度交叉,并与国史、党史、考古、艺术等领域紧密联动,形成阐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整体性知识合力,从而真正掌握学术定义权、议题设置权和话语主导权,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东方智慧。
二、融合出新是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实现创新突破的关键路径
催生原创理论创新,形成新知识范式。学科交叉的深层动力与最高价值,在于其是孕育原创性理论乃至引发范式革命的沃土,当不同学科的理论预设、核心概念与逻辑体系在特定问题域相遇碰撞时,往往能擦出颠覆性的思想火花。例如,认知科学与哲学、语言学的结合催生了心灵哲学的革命性进展,经济史学与制度分析、社会网络的融合重塑了对长期经济发展的理解,数字人文则通过引入计算技术,为传统文史研究开辟了宏观脉络把握与微观证据挖掘相结合的全新路径。这些交叉领域产生的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对原有学科基石的反思与重构,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新分析框架、新研究纲领,从而引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甚至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
培养“人文为魂、科技为用”的拔尖创新人才。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能够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产业变革的领军人才,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广阔的科学视野与卓越的跨领域整合能力。哲学社会科学交叉教育,正是锻造此类人才的核心环节,它致力于培养能够深刻理解技术发展逻辑并进行价值研判与伦理设计的战略型科技人才,以及能够娴熟运用数据工具、计算模型来深化社会洞察、提升政策科学性的“科学家型人文学者”与“社会工程师”。从整体角度看,“人文为魂”确保了技术的向善方向与发展温度,“科技为用”则赋予了人文思考以精准的工具支撑与实践力量,二者融通,将塑造出既能仰望星空思考终极问题、又能脚踏实地解决复杂难题的新一代思想者与实践者,进而牵引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实践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最终体现于其服务社会、贡献实践的能力,而国家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文化强国、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所面临的重大现实与战略需求,均为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须哲学社会科学通过交叉融合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例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研究,需要整合产业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则需要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协同攻关。通过有组织的交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凝练特色智库表达,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更具前瞻性、系统性、可操作的方案,将学术思考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文化研究转化为软实力支撑,从而实质性提升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与贡献度,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三、以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以“问题域”为根本接口,建立需求牵引的科研聚合机制。一是系统性凝练重大交叉选题,由高校与科研机构牵头,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规划与区域发展蓝图,定期组织跨学科专家论证,发布如“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跨学科阐释”“数智时代社会治理范式变革”等前瞻性、综合性的重大选题指南。二是打破建制组建攻坚团队,依据选题指南,突破传统院系与学科边界,通过公开招标、定向邀约等方式,有组织地遴选和汇聚不同学科背景的顶尖专家与青年学者,组建长期、稳定的实体化研究团队,并配套专项经费与资源保障。三是建立常态化的“政产学研用”对接闭环,推动研究团队与政策制定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基层治理单位建立固定联系机制,通过共建研究基地、派驻专家、联合开展调研与评估等方式,确保研究问题源自实践、研究过程紧密结合实践、研究成果及时反馈并应用于实践。
以“方法桥”为关键接口,建设文科实验室等范式融合平台。一是高标准建设实体化交叉研究平台,依托优势单位,重点布局和建设一批“数字人文与智能社会实验室”“计算社会科学中心”“科技伦理与治理实验室”等交叉研究平台,系统配备数据计算、行为实验、仿真模拟、可视化呈现等先进设备,形成方法创新的硬件基础。二是推动研究范式深度移植与融合,以平台为载体,定期举办跨学科方法工作坊、前沿工具培训营,鼓励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与理工科专家合作申请科研项目,共同开发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复杂问题研究的专用模型、算法与软件工具。三是依托交叉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设计本科与研究生课程时,将交叉中心作为重要的实践教学基地,开设跨学科方法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在中心完成一定学时的实践或参与交叉研究项目,培养其运用多元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平台体”为实体接口,探索科研矩阵与创新团队管理。一是构建矩阵化的科研组织架构,在高校与研究机构内部,确立“纵向学科院系”与“横向交叉平台”并行的矩阵结构,赋予交叉中心在人事、财务、资源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权,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学术前沿与国家需求。二是全面推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与柔性团队模式,以重大交叉项目或研究方向为单位,赋予首席科学家组建团队、管理经费、考核成员的充分权限,支持研究人员不受单一院系限制,并实行“双聘”或“多聘”制度,其工作考核与绩效分配由交叉中心与院系根据实际贡献协商确定。三是配套建设适应交叉研究的支撑服务体系,建立服务于跨平台、跨团队的通用大型仪器与数据资源预约共享系统,制定清晰的跨机构、跨学科合作知识产权归属与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协议,并设立专门的管理岗位协调处理交叉研究中的行政事务性问题。
以“评价尺”为激励接口,推行包容交叉融合的学术评价改革。一是在个体层面建立“贡献与创新”导向的代表作评价制度,在职称晋升、人才评选中,重点考察申请人在交叉研究中的实质性贡献、理论方法的原创性以及成果的多元影响力,对高水平学术论文、权威政策咨询报告、重要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产品等成果形式予以同等重视,并建立跨学科评审专家库。二是在团队与平台层面实施“协同与成效”导向的整体性评价,改变简单累加个人成果的评价方式,转而重点评价交叉研究团队在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集体贡献、协同创新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学科交叉的深度与可持续性,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平台资源投入与团队绩效奖励的主要依据。三是在机构与学科层面强化“交叉生态”导向的综合性评估,将高水平交叉平台建设、重大交叉项目组织、跨学科人才培养成效、交叉创新文化培育等指标,纳入“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绩效考核的核心范畴并加大权重,通过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引导整个学术共同体重视并投身于交叉融合实践。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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