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增量与存量的辩证统一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资本积累与更新、存量优化与增量扩张、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的有机结合。增量资源代表经济系统新注入的价值形态,存量资源则体现为历史积累的资产形态,二者有机统一构成了资源配置的辩证场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增量资源持续投入与存量资源动态优化的辩证统一。增量资源代表着经济体系新注入的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存量资源则体现为经济运行中已积累的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是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支撑。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将开创中国经济“量”“质”并进的新境界。
增量与存量统筹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高效的资源配置是二者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增量与存量的辩证统一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资本积累与更新、存量优化与增量扩张、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的有机结合。增量资源代表经济系统新注入的价值形态,存量资源则体现为历史积累的资产形态,二者有机统一构成了资源配置的辩证场域。增量是存量的动态延伸,存量是增量的历史积累;增量为存量注入活力,存量为增量提供基础;增量的质量决定未来存量的效能,存量的效率影响增量的空间。
从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要素投入动态累积,到新古典经济学聚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再到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理论谱系的演化映射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从单纯依靠资源要素的规模扩张,转向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驱动的结构性优化,进而发展为强调存量资源盘活与增量资源质量提升相互促进的协同机制。增量与存量协同优化的内在机制体现为三大转换逻辑:
一是重构资源配置方式,从“总量扩张”走向“结构优化”。传统经济增长路径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而新发展阶段则要求通过市场化机制盘活存量资源,优化增量投入结构,实现从规模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范式转变。
二是重构产业发展路径,从“线性增长”走向“循环迭代”。产业演进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存量产业高质化改造与增量产业培育孵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产业间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内梯度转移,形成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有机体系。
三是重构区域协调机制,从“均衡分散”走向“集群网络”。区域经济发展从传统的行政区划配置转向功能性空间优化,通过要素跨区域流动与集聚,形成“极点带动、轴带联动、网络协同”的空间格局,实现各区域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与一体化发展。
增量与存量统筹协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从供给侧视角,盘活存量是消除产能过剩、优化产业结构的治本之策;做优增量则是培育新动能、拓展新赛道的关键抓手。二者的协同推进,能够实现从传统增长引擎向创新驱动体系的平稳转换,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制度基础。从需求侧视角,存量资产活化能够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释放消费潜力;增量投资优化则能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量与存量协同不足的复杂态势。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存量资产效率低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资源不足并存;从区域结构看,东部沿海地区增量投资回报率下降与中西部地区存量资源潜力未充分释放并存;从要素结构看,资本过度积累与创新要素供给不足并存。这种结构性失衡反映了增量与存量协同不足的深层次问题。
增量与存量统筹的战略路径
以增量存量辩证统一为理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构建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需要系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同发展、价值链重构,实施存量盘活与增量优化的全方位战略行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增存协同的战略取向。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双轮驱动,可实现存量盘活与增量优化的系统协同。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路径不仅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为存量资源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作为增量配置重点,不仅代表技术前沿方向,更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引领者。通过构建“链主企业+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的立体发展模式,能够实现产业间耦合共生、资源高效配置,形成从增量培育到存量提升的产业良性循环。
区域协调发展是增存融合的空间载体。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东部地区面临存量效率提升与增量空间拓展双重挑战,中西部地区存在存量利用不足与增量质量不高的结构性矛盾。空间布局优化与区域协同机制创新,是实现存量盘活与增量优化空间再平衡的关键。一是构建差异化的区域增存优化格局。东部地区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盘活存量资产,释放增量空间;中西部地区优化承接产业转移环境,通过存量释放带动增量扩大,形成联动发展格局。二是构建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健全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区域金融互联互通,引导资金从存量密集区流向增量需求区;建立人才共享机制,促进人才向最优配置区域集聚。三是推进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构建“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梯度协同机制;推动高端产业集群在核心区域集聚,带动成熟产业向外围转移;建立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增量资源技术含量。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制度体系,实现存量资源互补共享与增量资源协同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支撑。
数字化转型是增存赋活的技术引擎。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对传统产业全链条、全要素、全流程的数字化赋能,重构了产业形态和价值创造模式。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连接设备、系统、产品和人员,构建了端到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数字化转型不仅盘活了传统产业存量资产,更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定制化生产等新模式新业态,拓展了增量价值空间。电子商务平台通过连接供需两端,重构了传统商业模式,激活了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生产潜能。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生态”的发展框架,推动存量资产数字化改造与增量数字产业培育的协同,有助于打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价值链重构是增存重塑的系统升级路径。价值链重构从价值创造全流程重新定义资源配置逻辑,通过产业链延伸、价值网络构建和治理模式创新,实现增量投入质效提升与存量资产价值倍增。一是推动制造业存量资产向价值链高端升级。我国传统制造业积累了庞大存量资产,但多集中在中低端环节。通过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从“制造中心”向“创新中心”和“价值中心”转变,形成技术创新带动存量资产重估、存量升级释放增量空间的良性循环。二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激活存量价值。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构建起资源高效流动的价值网络,将“沉睡资本”转化为“流动资本”,同时催生新业态,创造增量价值。三是构建产业集群整合存量资源与增量投向。产业集群通过空间集聚和链条整合,优化资源组织方式和投资结构。四是推动产融结合创新配置机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构建全生命周期资金配置体系,打通存量与增量的转化通道。以价值创造新体系打破存量与增量的二元分割,实现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的根本转变。
增量与存量统筹的制度创新
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超越单一领域改革,构建系统性制度体系,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政策梗阻、打破利益藩篱,形成有利于增量优化与存量盘活的制度环境,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提升。
一是建立增存协同的规划与决策机制。打破传统部门分割的政策制定模式,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增存协同”决策协调机制,统筹产业、区域、科技、金融等政策;创新“目标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的规划实施机制,将存量盘活与增量优化纳入一体化规划体系;建立增存协同的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对政策实施前进行协同性评估,防止政策碎片化导致的协同失效;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产业转型升级智库联盟,为增存协同提供智力支持。在重大项目审批中引入“存量整合度”评估指标,要求新建项目必须与存量资源整合达到一定比例,促使增量项目更多依托存量资源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二是创新宏观调控与微观激励的联动机制。改革宏观调控思路,从单一关注速度目标转向“速度、质量、效益”并重,构建有利于存量盘活和增量优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建立“腾退奖励+增量扶持”的双向激励机制,对主动退出过剩产能、整合低效资产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同时对其转型发展给予增量支持;完善金融监管导向,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存量盘活和增量提质的情况纳入监管评价体系;创新企业家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中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周转率等指标,激励企业重视存量资产效率提升;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对盘活存量技术资产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主体给予同等重视和支持。按照新增产值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奖励,引导企业从扩张思维转向效率思维,实现存量资产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
三是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体系。打破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架构,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推进机制,统筹推进增存协同;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推动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降低区域合作的制度成本;完善区域利益分享机制,探索建立产业转移的利益补偿和税收分享制度,促进产业在区域间优化布局;健全重大项目联合推进机制,对跨区域的重大产业项目实行“多规合一”和“并联审批”,提高项目落地效率;构建区域生态补偿与产业协同机制,引导生态优势区与产业发达区建立跨区域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和产业协同发展。创新跨区域治理模式,建立省际联动共同参与的协同发展基金,统筹支持产业转移、生态补偿和创新合作项目,为区域增存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制度保障。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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