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从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这两个重要方向和维度,本着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学术姿态,通过对于诸如马克思主义文论元典精神阐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阐释、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演进历程梳理和经验总结、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的研究性阐释等重要论域,展开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而推进和深化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增添了新的学术活力。在当下,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其为思想纲领,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中心任务。下面,笔者结合自己近年来从事《中华思想通史》文艺思想编、中国古代文体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编年史的研究实践,简要地谈几点对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文化传承发展使命问题的浅见,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指明了创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论析,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发展、“双创”视域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阐释和转化,指明了致思的路径与目标。因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围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文化传承发展使命这一主题,就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两个结合”问题、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文化根脉培植、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的守正创新及文化主体性和原创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原著研究与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研究等重要论域,进行深入研讨,从而使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文明新形态方面,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以理论创新为追求,以学术探求为本位,密切结合时代主题,深入学习、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拓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想和话语空间,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思想共识。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当前正在致力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研究之学界全体同仁们的共同任务和使命职责。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强调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两个结合”,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识性意义的思想文化共识,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发展创新二十一世纪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和学科话语体系,理应成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当下和今后长期坚持的时代任务和学术使命,成为我们的一个需要勇于承担的中心任务。为此,要紧密围绕“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在会通的思想视域之中,以传承发展的眼光,通过深度体认、创造性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大突出特征”,积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致力于探讨、建构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精神,又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蕴涵着中华文艺和美学韵度的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使之汇入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与时俱进、传承发展,永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生命力和学术活力。
欲达致之目的,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就必须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有完整系统的梳理和把握,深度阐释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的文化特色、核心内容,挖掘、总结、概括、弘扬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核心基因,展现中华优秀文艺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特色标识、风格气派,揭示引领中华文艺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思想源泉、精神动力和美学遵循。就本质属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的“两个结合”和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大突出特性”,精准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和体系建构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这对于我们思考和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元典精神的相互“契合”点,尤具有路径导引意义。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讲: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脉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饱含着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理论自信,充盈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将执政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思想境界,确实堪称经典之论。因此,致思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之间存在的最佳“契合”点,通过敏感的问题意识、缜密的学理性思考和论析,探讨、阐扬两者之间在“相互契合”前提关系中的“有机结合”“互相成就”,便成为我们当下从事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体系研究与建构的研究者们首要的问题意识。我们认为,习近平在讲话中所提出的“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通过“两个结合”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理应成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个聚焦点。
“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打开了新的时空境界
就文化自信与特色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诗性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诗性智慧的集中体现。从中华文艺思想与中华文艺创作的关系来看,两者是在双向互动、同步共振中共同发展的。中华文脉、中华美学精神为中华文艺思想提供了精神土壤,塑造了它的风格与气派。就核心内容而言,中华文艺思想受到华夏礼乐文化浸润以及儒道释为主体的思想文化大传统牵引,形成了尊文道、崇教化、尚中和的核心诉求,构筑了中华文艺思想传统的底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艺思想积累了一整套极富民族特色的范畴、概念、命题、术语,提炼、阐释这些数量众多、意涵丰富的范畴、概念、命题、术语,探究其谱系特征与体系构成,是中华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就发展历程而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中华传统文艺思想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儒道释三家之学的融合互补,深刻影响了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基本面貌和总体走向。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哲学底蕴、核心内容、发展历程、表现形态五个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准确认识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内涵、特征,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也是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新时代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乃至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重塑民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美学自信的重要途径。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优秀的文学艺术始终发挥着感奋人心、激扬民智、凝聚力量、熔铸民族精神、滋养民族心灵的巨大作用。在中华民族创生、融合壮大、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既有活力弥漫、强盛进取的年代,也有升平风顺、物华满眼的时期,更有生死危亡、黍离之悲的紧要关头。然而,无论是繁荣昌盛之时,还是艰险困顿之际,中华民族在其发展演进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不体现出一种或修文进德、光泽四海,或坚毅刚勇、不惧强暴的内力。这种内力,积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之深沉美学底蕴,凝结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闪耀为中华民族精神之夺目光辉,并在几千年历史行程中相续相承、通变流转、与时俱进、延绵不断,故而根脉坚固、枝繁叶茂。因此,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新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和学科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理论、学术空间,提供了思想和价值导向、引领。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强调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两个结合”,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识性意义的思想文化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创新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科和话语体系,通过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积极推进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学艺术思想资源汲取、传承、创新发展,培植中华文化根本,增强文化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关乎国脉国运,又关乎文脉文运,因此实质上是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文艺理论批评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需要我们深思之、践行之。为此,我们应该秉持一种会通融合、综合创新的文化通变观,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系列讲话、关于文艺工作系列讲话的精神要义,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艺思想在新时代中华思想文化、文艺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构建中的意义与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通过会通方法,贯通古今,圆融观照,探寻古与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和结合方式与路径,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传承发展,促进流淌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演进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文脉、中华诗性智慧、中华文艺诗魂神韵,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更强劲的生命活力。
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大突出特征,发现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原典文艺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相互“契合”点
习近平总书记还全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系统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因和历久弥新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华文艺思想通史的研究编撰工作提供了明确的学术方向引领和研究方法指导。
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与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鲜明地体现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在这里,“连续性”,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传统,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及其思想更迭、新旧传承中,以变求新、以新求传,不断修复并重建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的新统序。“创新性”,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具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传统。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注入参伍因革、会通时变的文化基因。“统一性”,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具有多元交融、和谐共生的质性与特点。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各民族思想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既有碰撞更有融合,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汇通,共同缔造了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历史传承,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文艺思想传统。“包容性”,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传统。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开放胸怀是中华文艺思想永葆生机的重要前提,正是在同其他文明、文化不断的交流互鉴中,中华优秀文艺思想才形成了自身和而不同、多姿多样的开放体系。“和平性”,是指中华优秀文艺思想具有求同存异、差异互补、和而不同、以和为美的传统。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深刻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价值理念,而温柔敦厚的情感抒发,凝练节制的形式创造,无不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追求“三才之道”和合统一、崇尚“中和”之美“泰和”之境的审美理想。
中华文明历经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文艺创作、文艺鉴赏和文艺思想的根与魂。根柢槃深,枝叶峻茂。只有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文艺创作、文艺鉴赏和文艺思想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正因为凝聚着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精神、理念、气韵、神采,所以才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系统。在《中华文艺思想通史》的研究与书写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立场,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视野中的文艺思想史”方法论原则,全面回顾、梳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总结中华文艺思想的发展规律和思想体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的核心基因与精髓要义,深刻揭示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思想源泉、精神动力和道德遵循,并结合新的时代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发挥固本筑基、滋养根脉的作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多中华优秀文艺思想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课题项目(2024CCXZ010)】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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