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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战争硝烟纵然消散，历史记忆难以忘怀。6月12日，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学者参会。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有力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有力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有效策应了盟国的东南亚战场，切实配合了盟国“先欧后亚”战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与会学者一致表示，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不仅要牢记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更要通过纪念历史、反思历史，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凝聚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
以史为鉴
主题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院长林发钦、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康德拉申、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伊沃娜·拉杰瓦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分别围绕主题作发言。
张海鹏深入探讨了抗日战争胜利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他说，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8年全国抗战，以3500万人的伤亡取得了最后胜利，台湾也得以回归祖国怀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扭转了近代中国屡遭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进程，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以挺直腰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前提。抗日战争的胜利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和奋斗的动力，推动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台湾的回归洗雪了甲午战争的耻辱，构成了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无论“台独”势力如何造作，一个中国原则都是不可动摇的。
夏春涛在发言中通过多方面对比，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他说，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成为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力量。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发表的《论持久战》，从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中国胜利的必然性，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敌后战场的开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凭借正确的战略方针、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的支持，逐渐发展壮大;在政权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和“三三制”原则，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的未来描绘了新图景。夏春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艰苦奋斗、积极实践和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徐蓝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她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得出的重要判断，既适用于中国的发展趋势，也适用于世界的发展态势。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节点，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中国自身来看，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百年耻辱中奋起、走向“站起来”的伟大历程，抗战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和平与发展、国家关系相处模式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划时代变化。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纳入国际关系体系，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二战胜利经验启示人类，在面对共同敌人时要团结一致，这种精神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这一政治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处理及世界和平的维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
柯马凯在发言中探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宋庆龄与工合运动的重要贡献。他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多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勇士投身于别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为受害国家伸张正义，其中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联盟和工合运动尤为突出。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与宋庆龄身边的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了工合运动。该运动通过建立工业合作社，组织因战争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为抗战提供支持。1938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后，工合运动迅速在抗日后方蓬勃发展。到1941年，合作社数量最多时达3000个，社员近3万人，生产了500余种生活日用品，并为前线提供军需物资，成为中国合作社运动史上最有名的群众运动。为争取海外援助和筹集发展资金，1939年6月，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该委员会的工作赢得了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收到大量捐款和物资，许多外国技术人员也来华无偿工作。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事业、支援抗战以及发展国际友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国革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Gung Ho”(工合)一词也因此成为体现团结和献身精神的英语词汇。
刘蜀永探讨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短短18天后，英军战败投降，香港的抗战重任便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身上。港九大队是东江纵队中最具特色的部队，也是华南抗日游击队中实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在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港九大队是唯一一支成建制、始终如一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港九大队的战斗历史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香港人的爱国传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关头的历史担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笔精神财富，用它来教育和激励年轻一代，鼓励大家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林发钦的发言旨在纠正传统认知中“澳门中立”“澳门没有抗战”的观点。他通过大量多语种史料的挖掘，揭示澳门在抗日战争中从未中立且作出积极贡献的历史真相。林发钦表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澳门凭借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地理优势，在日军封锁华南的严峻形势下，形成了“表面中立、实质参与”的抗战形态。澳门在抗战期间的历史角色与贡献主要体现物资流通、难民救助、情报博弈和后方支援四大维度。澳门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其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地域，承担了远超承载能力的历史重任。澳门同胞的抗战行动持续时间长、形式多样、华人社会广泛参与，深刻体现了澳门同胞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了葡萄牙殖民管治的政治框架，形成了基于文化根脉与民族大义的共同体意识。
康德拉申探讨了1918—1945年日本对苏联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他依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资料，分析了日本在苏俄内战及二战期间对苏联的破坏。苏联国家经济档案馆保存了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时被收录出版。根据苏联核算，日本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达数百亿美元。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报告称，日军洗劫了图书馆、档案馆，劫走宗教文物。苏联核算损失工作持续至1947年春季，最终确定日本应赔偿的损失中包括财产损失和预期收益损失。
伊沃娜·拉杰瓦茨在发言中强调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她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开始，比二战在欧洲爆发早了八年。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付出了超过3500万军民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但始终坚韧不拔，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一场民族生存的斗争，更是全球反暴政的关键战场，成功牵制了大量日军，为盟军胜利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她提到，这场战争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勇气，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从妇女到儿童，全体民众都参与了抵抗。她呼吁人们铭记历史，以实际行动和对和平公正世界的承诺来纪念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并强调在当今世界，面对新的冲突和不公正现象，中国抗战的故事提醒我们团结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王建朗在发言中表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其关键在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坚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申诉未果。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宣传“和平不可分割”观念，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国内国际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理念。但西方大国未认识到和平不可分割，对日本、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致使其有机可乘。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提议建立军事同盟。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各国协同作战，最终战胜法西斯。二战历史启示我们，要理解“和平不可分割”的国际安全观，携手应对挑战，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加强跨越国家、地区、民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的国际合作。80年后的今天，世界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应坚持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多维研究
在随后举行的分论坛上，学者们探讨的议题丰富而深刻，涵盖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华侨与抗日战争、港九大队的历史贡献等多个方面。学者们认为，这些议题不仅丰富了抗战史学术研究，也对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在探讨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变迁之间关系时表示，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过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名义上被纳入国际体系，但实际地位并不牢固，仍受制于列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随着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领土被占领，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未能有效制衡日本，中国陷入孤立抗战的局面。然而，20世纪40年代初到1945年，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等国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主要大国之一。中国与盟国签署平等新约，废除旧约，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和联合国的创立。《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美英等国的盟国关系建立，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交涉中的地位。开罗会议及《开罗宣言》确认了中国对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主权，明确了战后中国的核心利益将得到尊重，中国将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吴景平强调，中国作为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和反侵略的战胜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将永载史册。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游海华聚焦华南抗日根据地研究提出，作为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列的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华南地区所创建的9块抗日根据地的总称。学界已有成果大多聚焦于中共党史、军史、战史等中共华南抗战研究，很少从根据地史角度展开探讨。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公开出版的“华南抗日根据地史”，其下的9块抗日根据地也没有各自的根据地史。亟待围绕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谋篇布局，重点做好根据地的建政施政研究，平衡开展华南抗日根据地下属9块根据地的研究，加强对现有史料的充分利用、新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的挖掘、史料的解读，以及多维视角的比较研究，提高研究水准。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英俊则聚焦华南抗日武装展开探讨。他说，全面抗战时期，华南抗日武装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因地因时，在大亚湾、大鹏湾海域开展海上游击战，通过采取夜暗奇袭、昼间强袭等战术，破坏敌海上运输线，袭击敌船，并配合陆上作战，进而拓展了生存空间，实现了自身力量的壮大。华南抗日武装的海上游击战，不仅丰富了党的游击战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与盟军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有力例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通过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档案的研究，探讨了南京大屠杀相关责任人的问题。他说，韦伯在东京审判期间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证据以及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等人的责任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与法庭最终判决不同的阶段性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韦伯个性化的思考逻辑，也表明对南京大屠杀责任人的认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方意见碰撞的结果。韦伯在思考中提出了许多关键问题，例如日军所谓“事变”的含义、民事官员的责任、谁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以及法庭的定罪策略等。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张生认为，韦伯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责任问题的视角，同时也提醒我们，历史研究需要不断与遗忘作斗争，进一步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仍然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吴敏超通过对《李亦怀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深入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她认为，研究抗战历史不应仅关注宏观层面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更应关注普通百姓在战乱中的生活，体会他们在颠沛流离、空袭频仍、生活困顿和社会动荡中的坚韧与牺牲。李亦怀作为一名银行职业经理人和世家子弟，其13年的日记记录了温州地区的金融状况、战时生活以及个人及家庭的种种经历，凸显了战争对人们身心的巨大伤害，以及在战乱中家庭关系的脆弱性，为研究抗战时期的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聚焦抗战期间，中英围绕香港主权问题展开的交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提升，国内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高涨。英国迫于内外压力，与中国展开废约谈判，但拒绝讨论香港问题。在中英废约谈判中，英国坚持不将香港纳入谈判范围，采取拖延战术，体现了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以及英国殖民主义立场的顽固性。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扬聚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积极开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践，为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1935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出联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主张。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特殊地位，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保卫中国同盟，争取英美支持，开展海外抗战宣传，并接收大量国际援助物资。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践，不仅在军事上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还通过与盟军的合作，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贡献的认可。这一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原则。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邱士杰探讨了台湾抗日运动中被忽视的历史轨迹，聚焦于台籍共产主义者蒋文来，反思台湾青年在国际共运中的角色、上海左翼分子的身份模糊与政治猜疑，以及当代台湾对这些被遗忘的左翼革命者的重新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莹认为，回顾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历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正在筹办一系列重要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不仅有重申和宣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无可辩驳正义性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维护公理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平发展的时代意义。不断挖掘新史实新史料，形成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历史叙事，对于增强我们在相关国际斗争中的话语权、主动权尤为重要。新中国对侵华日军战犯的成功改造与有效审判，就是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积极运用的一项宝贵的历史资产。不仅发展出了具有独特贡献的战争罪认定模式，更开创了面向世界永久和平的战后处理、和解的新路径。当前，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回潮的趋势，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忧虑有所增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回顾新中国改造与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和平实践，可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纷争提供独特的历史智慧，对推动人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修正主义”仍然任重道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推动和平发展为当代历史主题。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刘智鹏在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此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和岭南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新起点，通过学术合作弘扬抗战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夏春涛在闭幕式上总结表示，此次研讨会，参会学者规格高、研讨主题丰富、探讨内容深刻。特别是深入探讨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抗战史，明确了这些地区是中国抗战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会学者就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和抗战史观达成广泛共识，在多个领域推进了纵深研究。夏春涛进一步表示，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使香港青年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奋斗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持续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认同感、自豪感，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心前行、不懈奋斗。(记者刘越 张译心 班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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