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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新闻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以用户为中心”已成为行业共识。然而，回溯近百年前的中国新闻出版史，邹韬奋先生早以“服务民众”等核心理念，开辟出一条独特道路，创造了新闻出版界的奇迹。聂震宁总结道：“韬奋先生一生总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分别是《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大众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生活》周刊发行量十五万份，《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二十万份，《全民抗战》三日刊发行量三十万份，都创造了同时期全国杂志销量第一的纪录。《生活日报》更是创造了当时香港报业销量第一的纪录。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年度出版图书品种一度居全国出版业第一，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6家分支店。”成功绝非偶然，其背后是邹韬奋先生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为读者，他以文字搭建现实与精神的沟通桥梁;为作者，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作者共成长;为员工，他以人文关怀凝聚团队力量;为社会，他以刊物书店为平台推动思想觉醒;为国家，他以笔为戈，以刊救国，践行使命与担当。从个体关怀到家国担当，这不但是他创造出版界奇迹的密码，更是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为读者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众深陷贫困、压迫的困境，教育、就业等问题亟待解决。邹韬奋敏锐捕捉民众需求，以“服务民众”为核心理念创办《生活》周刊，聚焦普通人在生存发展中的难题，从职业技能到教育公平，为黑暗中徘徊的民众点亮明灯，成其精神依托。
一是聚焦读者需求。韬奋在刊物中讨论就业、教育、婚姻等民生话题，刊登读者来信并亲自回复，使《生活》成为“大众的精神家园”。当时社会动荡，民众面临诸多生存与发展难题，《生活》周刊中关于职业技能提升、教育公平等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切实的指导和启发。这种“接地气”的内容策略，让刊物发行量从初创时的数千份飙升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15万份，创下当时中国期刊的纪录，充分证明了贴近民众需求的巨大影响力。
二是深耕读者服务。邹韬奋首创“读者信箱”栏目，每周精选读者来信回复，内容涵盖人生困惑、社会现象分析等。聂震宁感慨道：“所有来信的原稿都妥为保管，并建立读者来信者档案，以便保持联系。韬奋对给读者的所有回信都要过目，最后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尊重和负责。这样的服务态度，几乎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广大读者对《生活》周刊的信任度日益增加，周刊的发行量连续大幅递增，同时也使得刊物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问题、人民疾苦、世态人生，刊物面貌更加生气勃勃。”作家夏衍也感慨道：“韬奋看读者来信真可以说‘乐此不疲’，常常一直看到深夜。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名副其实的、永远立足于大众、毕生为大众服务的一个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的精神。”1933年韬奋发起“生活读者公益会”，为读者提供购书折扣、就业咨询等服务，进一步增强了用户黏性。
三是鼓励读者创作。邹韬奋积极鼓励读者参与到刊物的内容创作中，让读者成为新闻线索的提供者和观点的表达者。邹韬奋曾发起“中国的一日”主题征文活动。1936年，他受苏联《世界的一日》启发，邀请茅盾出任主编，以当年5月21日为时间节点，向全国发出征文启事，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记录当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网罗当日中国万象。此次征文活动收获颇丰，共收到来稿3000余篇，总计约600万字。编委会严格筛选后，精选469篇汇编成书，于同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书中内容丰富，采用报告文学、日记等多种文体形式，按地域分为“全国鸟瞰”及各省市专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社会各领域，记录了各阶层民众的生活实况，既有城市的现代生活，也有农村的凋敝景象，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百态。《中国的一日》被誉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推动了战时“一日体”写作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大主题下，凝聚起强烈的“中国认同”，借随机一日表现中国全景，在报告文学文类演进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为作者
邹韬奋先生始终将作者视为图书出版事业的重要力量之一，他将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作为进步文化的平台，吸引了胡愈之、茅盾、鲁迅等大批优秀作者。在尊重作者创作自由的同时，鼓励他们为大众利益和民族解放事业发声。
一是培养作者。作家夏衍评价：“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有不少青年作者在韬奋的鼓励下成长，毕云程在韬奋的鼓励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成长为《生活》周刊第一个特约撰稿人，韬奋让他边做边学，边学边做，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很快毕云程就成长为一位颇具见解的读者。艾寒松是复旦大学的肄业生，与韬奋从未谋面，因喜欢《生活》周刊，又佩服韬奋，用化名写了一封长信给韬奋。韬奋收到来信后回信给他约他来报刊社面对面交流，由于来信用的是复旦大学的信封，回信就寄到了复旦大学的传达室，传达室找不到这个人，就将信件归类在待领件中。韬奋久等不到艾寒松，就在《生活》周刊上发了一封信，请他到报刊社进行面谈。直到某天艾寒松从传达室路过才发现这封信，才赶紧找到《生活》周刊社。双方经过交谈后，一拍即合，韬奋邀请艾寒松来《生活》周刊进行工作，艾寒松在《生活》周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勤勤恳恳编选“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汇编本，提升《生活》周刊的影响力，在韬奋被迫流亡国外的两年时间里，一直代替韬奋主持周刊的编务。《生活》周刊被封后，他和杜重远共同创办了《新生》周刊。
二是团结作者。韬奋以赤诚之心服务读者，以友善之态携手作者。正如作家夏衍所评价的：“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聂震宁更是详细讲述韬奋携手作者的事迹：“韬奋在他的出版生涯里，与大量的优秀作者合作过，他的精神和品德受到一致的赞扬。事实上，上述一大批知名作者，并非一开始就属于生活书店的作者群。其中还有一些作者原先在写作上并没有多少名气，是在韬奋的热情推动、邀约下，经过个人的努力，才逐步成为有影响的作者的。《生活》周刊从韬奋接办的第二年起设立了‘国外通讯’专栏，韬奋为此从在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中遴选了几十名写作人才，聘为特约通讯员，其中就有后来影响较大的李公朴、徐玉文、戈宝权、王光祈等人。李公朴是在1928年8月赴美留学途经上海时认识韬奋并受聘为特约通讯员的。起初，韬奋把李公朴的美国来信改编成通讯稿件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后来，在韬奋的鼓励、催促下，李公朴就经常从美国直接寄来稿件，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
三是融入作者。邹韬奋在经营生活书店时，特别注重同作家携手合作、搞好同作者的关系，并始终坚持“对于读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出生活书店总是及时结付稿酬或预支稿费，帮助多数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者安排生活。生活书店与作者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在新闻出版领域建立了不可摧毁的革命文化堡垒。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有两大支柱，一个为《文学》月刊汇聚的文艺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另一个为《世界知识》半月刊所汇聚的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他们主要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员，生活书店通过韬奋的挚友、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与这两个团体取得联系并团结合作。作者支持和帮助生活书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加盟书店做编辑工作或参与领导，二是在店外替书店编辑刊物和图书，三是经常为书店的出版物撰稿并保持联系，其中许多作家后来也加入生活书店负责编辑工作。
三、为员工
一是以人文关怀培育专业队伍。老员工周保昌回忆道：“他善于依靠群众的智慧，热情地对待集体的事业，所以在工作中谁都愿意向他请教，而他一定谦虚地对待同事，腾出时间来和你谈话，帮你提高认识，解决问题。他把找干部谈话看成最必要的工作之一。他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他的态度是这样的热情和诚恳，他的意见有时这样的合理和中肯，谁只要一经与他谈话，都会感觉得到了鼓舞和力量。”孙起孟赞佩的韬奋“律己之严，治事之勤，爱人之诚，知人之明，以及这种领导作风的感人至深”韬奋注重人才培养，生活书店的编辑团队既有邹韬奋本人这样的资深媒体人，也吸纳了胡愈之、徐伯昕等青年才俊，形成了“理想坚定、业务精湛”的核心队伍。这种专业化运作模式，为刊物和书店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
韬奋对员工情绪管理的重视，是一种价值观管理的重要体现，既关注书店发展大事，更注重通过细节传递价值理念，进而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韬奋曾带人拿锯子为所有员工改造座椅凳脚，还根据每个人的高矮、视力强弱调整凳脚长度，避免员工伏案工作时长期弯腰损害健康。韬奋即便忙于编辑、写作、联系作者等繁杂事务，却能不忘落实此类细节管理，这份温暖与感动让生活书店许多老员工铭记于心 。
二是以民主管理激发团队活力。他说：“所谓民主精神，还可分三点来说。(一)须有参加讨论的雅量，即讨论时须能平心静气，遇有与己不同的意见，亦能虚心倾听，不要意见不合就发脾气，或结成冤家。(二)须有服从多数的习惯。讨论的时候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做热烈的讨论，但一经多数通过，即须服从决议，不应口是心非，或尚存侥幸之意，甚至另作捣乱企图!……(三)须有集体责任的认识。任何事一经领导机构决议之后，任何参加者都须共同负责，即所谓集体责任。”员工袁信之回忆韬奋的民主管理，他说：“韬奋同志在汲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立即采取了几项沟通上下的措施。一个是规定每月举行一次全体同仁参加的茶话会，韬奋同志希望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从改进业务、交流工作经验直到相互批评，末了往往还要加一点小小的余兴，像讲一个故事，说一个笑话等等，使大家尽欢而散。”
三是以生产合作社体制赋能员工。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时，首创“生产合作社”体制，将书店定位为“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的文化事业机关”，通过三项原则实现员工与事业的深度绑定：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他创新设计投资机制：以原生活周刊社资产折算股金，按员工过往工资比例分配初始股份，规定每股十元、个人持股不超过一千股，不足者以红利逐年增持;员工任职满六月即可入股，每月从工资中扣除10%作为新增股份，社员可享受股息分红。店内实行经济完全公开，年度由会计师查账，决算后按比例提取员工福利报酬，剩余利润再由社员大会讨论按股分配。这种模式打破资本剥削逻辑，使员工既是劳动者也是股东，实现“为社会服务与为自己工作”的统一，构建起民主平等、利益共享的文化事业共同体。
四、为社会
邹韬奋始终以刊物为阵地、以书店为纽带，唤醒民众救国意识，构建进步文化传播网络，让先进思想普惠社会，以舆论推动社会变革，为民族解放事业注入强大的文化力量。
一是唤醒民众救国意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格局中，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形成。社会民众在迷茫中迫切渴望民主、科学的指引，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精准填补了这一精神空白。刊物一方面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又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全力声援学生爱国运动，连续刊发《学生救亡运动的意义》《青年学生的使命》等社论，引导民众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不但让《生活》周刊发行量在短短数周内从10万份飙升至15万份，还成为了连接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坚实桥梁，更是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觉醒。
二是构建传播网络。20世纪30年代，生活书店不仅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国内主要城市设立分店，还将业务拓展至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刊物为核心，涵盖图书出版、印刷、发行，辐射文具等周边产品的庞大文化生态。图书出版的种类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通俗易懂的抗日宣传读物，从文学名著到科普知识书籍，全方位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精神需求。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资本论》(节选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而《大众哲学》等通俗读物，则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道理传递给普通民众。到抗战前夕，生活书店累计出版书籍近千种，总印数超千万册。邹韬奋建立的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网络，为抗战时期全国范围的文化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推动社会进步。在生活书店分店接连被查封、自身面临通缉的困境下，邹韬奋依旧笔耕不辍，通过文章传播民主思想，为正义发声。正是这种坚定的立场与无畏的勇气，使《生活》等刊物成为了进步青年心中的精神旗帜，在高压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号召力，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解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邹韬奋在《我们的灯塔》中写道：“唯有以民族解放的斗争为灯塔，我们才能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这些文字不但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朽本质，更是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激励着无数进步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五、为国家
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之际，邹韬奋在面对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坚守新闻阵地，怀揣文化救国的信念，实际行动投身爱国援助，用赤诚之心为民族解放事业倾尽全力。
一是面对压迫的抗争精神。因刊物的进步立场，邹韬奋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1933年《生活》被查封，韬奋被迫流亡海外;1936年因参与“救国会”活动被捕入狱，身陷“七君子事件”;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周刊又被勒令停刊，他只好前往香港避祸。即便屡遭打击，邹韬奋始终未放弃办刊理想。流亡期间，他于香港创办《大众生活》，出狱后又迅速创办《抗战》三日刊，以“屡仆屡起”的韧性延续思想传播。在《大众生活》的最后一期上，他发表声明：“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绝不消极，绝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使他成为新闻界“硬骨头”的象征，也让进步思想在打压中愈发蓬勃。
二是以文化救国为己任的使命感。正如作家郭沫若对韬奋的评价“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一滴血。”邹韬奋将新闻出版视为“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武器，在《经历》一书中直言：“我办刊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救国的热忱”。这份使命感贯穿他的一生，无论是抨击时弊的犀利文章，还是传播进步思想的文化活动，都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即便在临终前，他在遗嘱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事业彻底绑定，用生命诠释了文化救国的坚定信念。
三是以实际行动助力救国大业。邹韬奋以文字唤醒民众，以行动支援国家。当爱国将领马占山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率领部队奋勇抗日时，邹韬奋就在刊物上积极宣传马占山的英勇事迹，并为前线将士发起捐款活动，从而募集大量物资支援前线;他还筹办“生活伤病医院”，救治在抗战中受伤的战士和平民。面对“一二・九”运动中北平的爱国学生，邹韬奋通过刊物呼吁社会关注学生诉求，发动各界力量声援学生运动，为青年学子的爱国行动给予援助。以上种种行为无一不彰显邹韬奋的爱国之心。
邹韬奋以“为读者、作者、员工、社会、国家”的五重实践，在近代新闻出版界创造销量与影响力的奇迹。他以民众需求为核心，团结进步力量，平衡商业与文化理想，在救亡图存中坚守媒体担当。邹韬奋精神不仅是历史坐标，更为当代新闻媒体指明方向：唯有扎根大众、胸怀家国，才能让文化事业兼具温度与力量，成为照亮时代的精神火炬。
(作者系中共九江市委党校副教授;指导教师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肖伟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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