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对抗战文化的历史贡献

点击数：327　时间：2025-08-15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的生活书店，组织出版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多种书刊，成为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化引擎，是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　　毛泽东将邹韬奋视为党的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更是以“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对其抗战文化的宣传实践给予高度评价。需指出的是，邹韬奋对抗战文化的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文化宣传与舆论动员层面，更体现

　　前言

　　2025年正值邹韬奋同志130周年诞辰，同时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位集爱国者、政治家、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于一身的抗战时期文化界的旗帜人物，堪称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交织的艰难时势中抗日救国舆论浪潮的领航者。邹韬奋所创办经营的生活书店，组织出版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多种书刊，成为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化引擎，是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

　　毛泽东将邹韬奋视为党的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更是以“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对其抗战文化的宣传实践给予高度评价。需指出的是，邹韬奋对抗战文化的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文化宣传与舆论动员层面，更体现在对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上。周恩来也充分肯定邹韬奋的革命贡献并表示：“在邹韬奋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将抗战文化转化为全民动员纲领，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在抗战中的作用，邹韬奋的文化实践深刻彰显了他对抗战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

　　综观其一生，邹韬奋为抗战胜利作出的思想引导，对抗战文化作出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难背景下，以坚定信仰引领有志青年思想觉醒，完成知识分子代表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蜕变;二是，构建宣传阵地，创办抗日刊物，成立生活书店，打造民族凝聚力的具象化载体;三是，以政治智慧减少国共分歧，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是，以大众化实践唤醒读者自觉，打破知识壁垒，提升民众认知。

　　一、抗战文化发轫引领信仰觉醒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人民走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程，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战文化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民族危亡意识受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而激发出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抗战文化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鼓舞和激励作用，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作为走在民族解放最前线的杰出先驱，邹韬奋宣誓：“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在民族危亡关头，邹韬奋以笔为旗帜，通过报刊、出版、组织活动搭建青年思想启蒙平台，身先士卒在文化抗战之路的浪头，高举民主和科学伟大火炬。1933年，邹韬奋第一次被迫出国流亡，这一时期其思想得到巨大提升。其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系统精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并以札记的形式梳理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的认知体系，完成自身理论的深耕。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光芒，照亮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之路。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邹韬奋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蜕变。1935年归国后，邹韬奋立即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抗战文化宣传实践中，以犀利的时评、前线战报和救亡呼吁分析民族危机形势，不断激发战时青年的救国责任意识，点燃无数抗战人士胸中报国的熊熊烈火，引导成千上万有志青年转向革命道路，奔赴抗日前线。

　　二、创建文化阵地呼吁抗日救亡

　　邹韬奋构建的抗战文化传播网络是民族解放的舆论先声。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的政策和抗战文化宣传方面，邹韬奋始终坚持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系统分析、报道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外形势，力求反映人民群众在抗战期间的真实需求，以其独特的吸引力鼓舞、感召人民群众，直接服务于抗战文化宣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毅然决然地将主编的报刊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宣传重点直接转移到抗日救亡运动上面，紧紧围绕抗日战争形势展开抗战文化的宣传工作。如通过《生活》周刊的版面真实地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烧杀抢掠、荼毒百姓的滔天罪证呈现在万千读者眼前;当舆论噤声之际，疾速推出关于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之英勇悲壮行为的系列泣血报道……在短短7年内将《生活》周刊这本当初每期仅印2800份的无名小刊，发展壮大为15.5万份发行量的“中国第一刊”。此后，他相继创办《大众生活》《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竭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成为鼓舞中国军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强大精神动力。与之同时邹韬奋更是以民间之力全力托举抗战生命线，组织发起了大规模募捐活动以支持黑龙江东北军马占山部队奋勇抗日的正义斗争，最终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12万元巨款;以两幢洋房为基在沪西创办了“生活伤兵医院”，收容伤兵，养护治疗，为抗日征募军需用品和慰问品，用实际行动为前线奋战的将士给予有力的支持。

　　1932年《生活》周刊因揭露日军暴行被查封后，邹韬奋在胡愈之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创建了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堡垒——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并迅速从沪上一隅挺进14省55城发展成为覆盖全国的传播网络。这一网络不仅传播知识，更成为地下党组织重要的联络点，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据统计，整个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出版期刊约20余种、上千种书籍，包括多部马克思主义译著和其他进步图书刊物，其中动员人民抗战的通俗读物达500余万册，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战斗阵地，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导向标，通过媒介动员激发了民众抗日救亡意识，为抗战胜利铸就了“文化战斗游击队”。

　　三、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团结御侮

　　华北事件前后，邹韬奋全力以赴整合全国文化界的力量支持抗战，成为中共在文化战线的亲密盟友。他明确斗争方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常邀约文化界人士共商抗日救国道路，酝酿在文化界发起建立一个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应运而生，邹韬奋被选为执行委员。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邹韬奋会上再次被推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此番双重任职实为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支点。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他整理编排自己撰写的文章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坦白集》。在这个集子里，关于“团结御侮”的文字最多，他深度剖析了“团结御侮”的时代意义，更着重强调了三处需重点关注的地方。一是要注意认清联合阵线的出发点;二是要注意受推动者的容受性;三是要注意克服褊狭态度。他写道“正确的认识是英勇行动的先驱，我无时无刻不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祝祷着。”

　　邹韬奋的政治态度总是同党的主张保持一致，坦言自身行动“皆在党和周恩来指示下进行”，用邹韬奋当时的话来讲：“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大目标下，各人要就各方面的工作分头干去，使这个大目标融合到各方面的工作，由这样的各方面的工作配合起来，结成整个民族的一致对外的力量，达到当前这个阶段的历史使命。”这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邹韬奋以国民参政员身份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行径，进一步联合沈钧儒等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最终促进国共分歧转化为“团结抗日”共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伊始，邹韬奋就撰文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他在《抵抗》上发表了《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一文向公众阐明“中国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中国的持久战不但不会把力量渐渐地消完，而且还会生长力量”“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等。从这些语句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思想和游击战争的策略认知已触及抗战文化的内核。至此邹韬奋将家国情怀升华，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事业。

　　四、推广大众文化擎举奋进旗帜

　　邹韬奋的抗战文化实践始终围绕“大众化”核心，他主张“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最最重要的特征”。抗战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文字宣传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大众化。说出的应该是人民大众能懂的话，提出人民大众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办法，本质是通过文化大众化打破知识壁垒，将抗战文化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转化为全民参与的实践。邹韬奋反复重申：“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为此，他极力设法减轻读者负担，通过降低报刊价格让知识更亲民、优化版面设计提升阅读体验、精选内容来保证质量等方式，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从而推动大众文化的发展。

　　关于为什么要推广大众化，邹韬奋点明，一是从时代的潮流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的一环不能例外;二是结合当时国内的形势，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对于如何推广大众化，邹韬奋特别强调文字的大众化，他认为：“文字是推广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文字大众化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面对中国“百分之八十是文盲”的现状，邹韬奋不遗余力地普及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倡导“明显畅快”的白话文风，避免“佶屈聱牙”的贵族式表达，力求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够看得懂理解抗日主张，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出版《全民抗战》战地版和通俗版，开设“读者信箱”，亲自回复同胞们的困惑，以大众视角还原市井百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邹韬奋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办刊实践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文化为抗战服务”理念深度契合，这也深刻证明文化工作者不仅要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贴近人民大众的感情，还要勇敢地置身于人民大众之中，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方能创造出真正大众性的抗战文化，成为民族救亡的脊梁。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抗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正是以人民大众意志立言锚定民族复兴与人民利益的双重坐标。邹韬奋终其一生坚守“为人民大众立言”的根本立场，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战洪流之中，为抗战文化宣传、重构并提升民族精神凝聚力而努力奋斗。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邹韬奋为文化榜样，以“奋斗”定义人生坐标，矢志不移书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新篇章。

　　(作者系哈尔滨理工大学教师;指导教师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肖伟光教授)